尖峰对话:迎接电信监管的春天

摘自《通信世界杂志》2007年1月1日 记者 杜娟

编者按:

  外资进入、3G牌照发放、竞争格局的调整和优化等等新变化、新形势使通信监管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广东作为一个电信大省,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同时也是中国通信业众多新业务的“原产地”和“试验田”,入世后,必定首先成为外资进入中国通信业“试水”的首选之地。
  入世五年,监管需要创新是顺理成章的事,但不是件容易做到的事。广东省通信管理局在新时期,提出了“公平公正、有效有序、和谐共赢”的12字目标,制定了“严监管、重服务、促发展”的方针,在监管工作中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管思路和方法,随时准备迎接我国电信业全面向外资开放的新挑战。
  本期“WTO五周年中国电信业如何应对新挑战系列访谈”,《通信世界》周刊总编古松对话广东省通信管理局局长古伟中。

谈入世后变化

  “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外资对进入广东从事电信业务持观望态度,但是现在几乎所有有名的外资企业都来咨询过了,只是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比较少。”
  “国家是按照入世的要求来履行承诺的,作为行业监管部门,我们主要的职责是监管市场,是按要求提供服务。”

  古松:在2001年12月11日至2006年12月11日这五年的过渡期内,中国的通信业高速发展。广东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市场活跃、业务繁荣,您能否描绘一下五年来广东通信市场的显著变化?
  古伟中:入世五年,是广东电信企业在开放中独立和发展的五年,是监管机构从无到有、从彷徨到坚定,不断探索和成长的五年,是广东电信行业不断迎接挑战、创造辉煌的五年。
  这五年是广东电信业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黄金时期,也是政企分开后,通信管理局作为独立的监管机构履行政府职能的一个关键阶段。在这五年里,广东通信业总体上保持了平稳、健康的发展态势。目前广东通信业发展水平仍然走在全国的前列,几年来一直保持着网络容量约占全国电信市场的1/10,用户约占全国的1/8,电信业务收入约占全国的1/6这样的水平。
  五年来,开放是电信业的主旋律。我们的市场在开放中更加繁荣了。首先,产品更加丰富。电信业务从以前单一的话音业务向语音、数据、图像等多媒体综合信息业务转变,电信企业提供了上百种丰富多彩的各类电信服务,产品设计更加多样化、个性化,业务品牌鲜明,服务对象覆盖社会各个层面。其次,用户数增长较快,用户群庞大。2001年广东省的电话用户总数只有4100多万户;而现在广东省电话用户超过1亿户,规模与德国、日本等国家的用户数相当,其中移动电话用户由2001年的2430万户增加到目前的7000多万,增长了两倍多;互联网用户由2001年的437万户增加到目前的960万户,增长了1.2倍,而且大部分是宽带用户。第三,消费者对电信业务的需求旺盛。广东省电信业务收入总额2006年底预计超过2500亿元,与2001年的969亿元相比,增长了1.6倍。第四,资费水平逐渐降低,消费者不断得到实惠。在广东省,适合不同消费水平的电信资费套餐种类繁多,电信资费整体水平下降。单位价格用户享受的服务明显提升。表现为电信业务总量与电信业务收入的差距进一步加大。从2002年开始,电信业务收入的增长速度开始落后于同期GDP的增长速度,整个电信行业从高速发展转向平稳发展,资费的下调是导致业务收入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
  电信企业在竞争中日益成熟。广东电信企业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广东这片改革开放的沃土,这五年来企业积极走入市场、适应竞争,接受监管,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无论是网络的规模、网络水平还是运营能力、服务质量都与五年前不可同日而语。目前,市场主体有六家基础电信运营企业,而增值电信运营企业由2001年的968家发展到目前的3900多家。几家基础运营商业绩良好,保持了不同的增长速度,都是集团公司的“粮仓”,在各自集团中举足轻重。
  主导电信运营企业在这五年里观念进一步转变,由竞争初期惟我独大、等客上门转变为适应市场竞争、调整经营思路、增强市场意识、靠产品和服务争取用户。各公司越来越重视服务质量和用户投诉,服务意识明显增强。有企业主动积极走出去,开辟海外业务和市场。
  而这也正是企业之间的竞争由以前利用互联互通手段压制竞争对手,靠恶性价格战、违规经营行为争夺市场,转变为更为理性的竞争的重要原因。同时,电信运营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明显增强。企业以前关心的多是企业自身的发展,现在将眼光投向了整个社会,思考如何回报社会、承担社会责任。

  古松:2007年中国电信市场将开始全面向外资开放,请您谈谈广东通信管理局目前已经接到的外资投资电信业的正式申请情况。
  古伟中:外资对进入中国,特别是进入广东电信市场有着浓厚的兴趣,从实际受理及接受咨询的情况看,电话或来访咨询者数量很多。其中Orange、NEC、九仓电讯等企业上门咨询CallCenter、基础电信业务等,同时我们也经常接到其他一些咨询电话。
  到目前为止,广东管局共受理了四单正式申请:分别是2002年1单、2003年2单、2006年1单,注册资本均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主要申请的业务包括ICP、在线数据交易和处理等。但四家相关企业均未申请成功,其中一家企业外资比例超过限制;两家合资企业的外方主要投资者均没有在海外运营电信业务的经验;另有一家企业申请全国性的在线数据交易和处理,按程序需由信息产业部受理。
  就目前的情况看,大部分外资对进入广东市场还持观望态度,因此咨询者众多而申请者少。我们分析其中的原因:一是基于现行电信业对外开放政策,外资企业进入内地电信市场的流程还比较繁琐;二是外资企业对政策和申办的流程需要进一步熟悉和理解;三是外商对内地市场了解不够深入,不能准确把握商机;四是企业可能也会考虑进入内地电信市场的政策风险。
  我们还认为,我国电信业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是外资对投资我们的电信业务持观望态度的主要原因。对于外资企业来说,最好的保障是国家的法律,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些企业可能还会观望。另外,国际电信业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那场灾难性的泡沫,也使外资在重整旗鼓时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不过,现在一些相对有一定名气的企业都来我局咨询过,只是真正采取具体行动的比较少。估计今后外资进入的脚步会加快,但我认为也不会在哪一天就蜂拥而至。
  当然,管局方面也一直在努力,我们在积极寻求推进粤港两地电信业界交流,促进开放进程的有效途径。2006年9月,在广东管局的倡导下,省通信行业协会和香港通讯业联会在广州联合举办了电信研讨会。主题是加强两地交流,让香港业界了解广东电信市场,更清楚地理解进入这个电信市场的政策和流程。在国际电联举办的香港世界电信展期间,广东管局也搞了一次交流论坛,还邀请了亚洲一些国家的同行参加,效果也很好。香港业界对在广东省搭建一个“公共增值电信业务演示平台”的设想表示出非常浓厚的兴趣。

  古松:您怎样看待外资不断涌入电信业务,在具体的监管工作中有哪些设想?
  古伟中:在外资进入这几年,通信业是陆陆续续地放开,这个门槛是一年一年地降低,那么降到现在,还没有完全降到底。到2007年12月11日,我国电信业全面向外资开放就真正到底、到位了。我们国家是按照入世的要求来履行承诺,作为行业管理部门和政府机关,我们在这方面也会按照要求提供服务,比如,外资企业需要咨询的,我们就提供咨询;如果符合条件需要受理和承办的,我们就按规范程序提供服务。我认为,在这个方面我们的任务是遵守规则、履行承诺、提供服务,不存在“解放思想”的问题。

谈观念转变

  “‘行业管理’这个提法我不反对,而且有时也在使用,但说到行管时一定不能再回到早期的行管思维上去,如果是那样一定不会有好的效果。”
  “善弈者谋势,不善弈者谋子。构建和谐电信市场的主体还是企业,企业起主体作用,监管部门则应起主导作用。”

  古松:入世以来,监管方面的变化有哪些呢?
  古伟中:我们的监管实际上是在摸索当中不断成长的,回顾这五年的历史,实际上就是在回顾通信管理局的历史。应该说第一年时我们还是有点摸不清方向,不明确任务,不清楚定位。不过,这五年的摸索是有意识的,是大体明确方向的探索。
  这五年来如果说到监管的变化,最显著的就是我们监管观念的转变。在短时期内要摆脱旧体制的痕迹和各种情结的困扰对监管人员来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五年来,监管部门一直在努力转变观念。从“运动员”到“裁判员”,从企业员工到政府官员,人的身份在转变;从忙着到处“救火”,到发挥引导协调作用,从事后监管到事前监管,到工作中站高一步、退后一步,监管人员的观念在不断转变。
  另外,五年来,我们的监管能力也不断提高。根据广东市场的实际情况,我们明确了营造“公平公正、有效有序、和谐共赢”的良好市场环境的监管目标。这12个字是我们在2005年初提出来的,前8个字是部里提出来的,“和谐共赢”是我们提出来的。同时我们制定了“严监管、重服务、促发展”的方针,应该说我们监管的指导思想一直比较明确。
  今天看来,我们的监管成效日趋显著。举个例子,五年前互联互通是监管的老大难问题,现在是互联互通最好的时期。市场竞争趋于理性,企业间和谐共赢的氛围初步建立。企业由抵触监管到接受监管、服从监管。现在管局已经树立了较高的威信。

  古松:在广东这样一个十分活跃的通信市场,广东通信管理局一定积累了丰富的监管经验,能否选择一些好的工作经验来与同行共同分享?你们是如何让广东的通信市场永远充满活力的,而不是一抓就死,一放就乱?
  古伟中:政企分开以前我们讲行业管理,就是按照行政的手段来管这个行业,那么现在讲监管比那时的行业管理进步了,现在作为监管人员还把行管理解成前一个意义就不对了,我认为,应该把行业管理理解成行政执法、依法管理,并且我们在不断强化行政执法这个观念。
  “行业管理”这个提法我不反对,而且在一定场合下我也使用,但说到行管时一定不能再回到早期的行管思维上去,如果是那样一定不会有好的效果。
  具体到广东管局,我们在监管方法上是注意创新的,因为广东是中国改革发展的一块热土吧,在这样的地方搞监管,我们既要按照部里喊的口令做,又不能简单停留在部里的口令上面,监管体制、监管政策的创新主要不是省级监管机构的事情,但我们管局履行职责一定要在监管方法上创新。
  我们回顾一下这几年的监管,概括起来就是解决好“金、木、水、火、土”的问题,或者说是“上、下、进、退和中心”的问题。
  “上”的意思就是王部长提出来的站高一步,就是要明确自己的政府定位,站得高看得远,高屋建瓴,管宏观、管政策、管环境。
  “下”说的是监管有一个重心下沉的问题,前几年,我们的主要精力放在解决企业之间的互联互通问题,解决资费问题,解决通信建设市场的问题等方面,这些方面花费的精力非常多,现在这些问题理得比较顺了,那么我觉得应该把监管的重点放到服务监管上,相对于以前那些问题,我们把这个服务监管作为重心下沉,并且服务监管并不是说由我们直接去解决消费者对企业的投诉,而是由我们监督企业去依照服务规范、标准搞好服务,让消费者的权益得到保护,真正分享电信改革发展的成果。
  “进”就是说我们站在我们应有的定位上主动监管,主动出击,而不是做救火队。要在企业发展和市场竞争的大的方面及时作出正确的引导,引导企业发展,引导企业敢于竞争、善于竞争,正确运用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使两只手的作用相得益彰。
  “退”主要是说退后一步,王部长说“退后一步”指的是我们不是企业,也不是企业的保姆,不该我们管的,我们也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我们不要去管,从“越位”或“错位”的地方退出来,绝不越俎代庖。
  还有一个“中心”,就是说发展是中心,监管为民是中心,我们以电信行业的健康发展、和谐发展、持续发展作为最终检验我们监管工作的标准。这点很重要,我们牢记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监管工作才不会走偏方向。

  古松:中国的通信行业转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作为具有丰富经验的电信监管部门的管理者,您个人认为监管工作应树立哪些新的工作理念,或者说,您对监管工作的新认识和新观点?
  古伟中:实际上,我们这几年一直在不断地应对挑战,说到创新监管,我们也是被逼出来的,这些年我们总结过一些创新的经验,我觉得关键是我们必须真正瞄准电信业发展本身的需求、把握市场的脉搏,根据需要来调整我们的监管方法,很重要的一点是监管的思想始终要明确,最终通过我们的监管使得市场繁荣并且实现有序竞争、理性竞争,从而达到行业的有效、和谐、持续的发展。
  就监管方法来讲,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措施使我们的监管工作更加主动积极。第一是对企业的积极引导。作为监管部门,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对企业进行正确的引导,让他们按照正确的发展方向来发展企业,敢于、勇于而且善于竞争,为此,我们在各种场合注意引导企业加强自律,按照科学发展观来规划企业的发展。我们倡导诚信服务,鼓励服务竞争;倡导合作共赢,鼓励错位竞争和特色发展。
  第二就是搭建平台。我觉得要解决网络的互联互通问题应该先解决感情的互联互通,所以我们想办法建多种平台。比如早在2003年我们就建立了互联互通联席会议制度,后来又扩大为整个电信市场综合性的例会,每季度、每月分别召开省、市级联席会议,要求企业主管领导带队参加。2006年起,我们又建立了省级企业总经理碰头会制度。2006年起,我们又建立了省级企业总经理碰头会制度。这些平台的建立和完善,使我们的监管工作主动权不断提升。
  第三个方面是建立奖惩措施。除了以法律法规、规章作为依据,对市场竞争当中违规的企业进行依法处罚,并对有代表性的违规行为进行通报以外,我们也会为企业提供获得表扬奖励的机会,近年来我们根据企业发展取得的成绩,除了由我局直接表扬鼓励外,还多次为企业“申请表扬”,比如在广东电话用户超亿户庆典活动中,我们提请省委省政府表彰为广东电信业发展贡献较大的广东电信、广东移动、广东联通三大企业,又比如2006年应急通信在抗洪抗灾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就提请部里表彰相关企业。我体会到,这样可以为广东通信业营造出一个更好的氛围,对和谐电信市场的构建很有好处。
  其实,构建和谐电信市场的主体还是企业,企业起主体作用,而监管者则应当在其中起主导作用。我们提口号,我们倡导,我们推动,然后由企业自觉地去做。我喜欢说一句话叫做“善弈者谋势,不善弈者谋子。”下棋的人都懂这个道理,这与我们的监管工作道理相通。实际上我们一直在“谋势”。特定时期或局部的“谋子”,目的也是为了全局意义的“谋势”。

谈新业务管理

  “总的来说,我们满腔热情地支持创新,因为只有创新,市场才能繁荣,消费者才能有更多的选择。但是在具体甄别的时候,我们会头脑冷静地处理这件事。”

  古松:根据中国消费者协会的统计,所有关于电信服务的投诉大约90%都是关于增值电信业务方面的,所以投诉量非常大,另外,外资进入中国电信业最有可能从电信增值业务领域开始渗透,广东的通信市场其实也是创新性电信增值业务不断涌现的市场,本身对该领域的市场监管对监管工作者来说是一个很新的课题,请问你们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在广东,在增值业务监管方面有哪些难题?
  古伟中:增值电信业务方面的消费者投诉确实很多,2006上半年,我曾经批评过广东移动公司,为什么呢?就是在我们接到的用户申诉当中,超过70%的申诉是关于移动公司的,而关于移动的申诉又有超过90%是针对SP企业的。
  当然,移动的增值业务发展得快,其它公司发展也不错,这本身是好事,广东移动的业务收入中,数据业务已经超过20%,很不简单,这是“转型”的成果、发展的成果,我在一些场合表扬他们了!但是问题是发展起来以后管理要跟上,要防止只接入不负责。我们责成运营企业把SP业务管理好,既是为了消费者,也是维护运营企业自身的形象。对于SP的管理,我们按照部里的部署开展了专项整治活动,整治的措施是比较到位的。具体操作中,我们注重把运营企业调动起来,毕竟我们自己的力量小,由基础运营商配合管理,我们就会事半功倍。
  现在广东省增值电信业务企业近4000家,全省备案的网站就有25万多家,全国第一,对于这个海量的监管任务,我最深的体会就是要把基础运营企业带动起来,我们提出了三句话:谁主管谁负责,谁经营谁负责,谁接入谁负责,这第三句话也是我加的,大家觉得有道理,比只说前两句话更完整。所以说,增值电信业务监管的问题曾经是最困扰我们监管部门的问题,但近年来在部的领导下我们下了较大功夫,现在广东移动公司和其他运营企业也很配合,使这项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这在消费者投诉下降的趋势中反映出来了。

  古松:在未来,新技术、新业务的自主创新将成为我国通信业中的一个主旋律。国家大力倡导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旨在帮助中国的企业增强自身的实力,以应对新环境下的挑战。您认为监管工作应该如何促进和规范电信新技术和新业务的发展?
  古伟中:广东省是我国众多电信新业务的“原产地”和“试验田”。广东作为电信大省,基础电信运营企业和增值电信经营企业主动适应和满足信息化建设以及信息社会发展的要求,采用新技术及时响应市场需求变化,积极开拓各类符合发展趋势、具有市场潜力的新业务,如网络应用和信息服务平台(移动梦网、互联星空)、语音搜索引擎(号码百事通)、中小企业信息化解决方案(商务领航)、农村信息化解决方案(农信通)、视频通信(新视通)、即时通信(QQ、POPO、飞信、超信)以及一号通、彩铃等等。这些原产广东的新业务已经经过“试验田”的试验走向全国,开始并继续深刻地影响人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方式,对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目前我省每日的短信流量已经超过2亿条。
  一方面,对于企业的技术业务和管理创新,我们一直都是积极引导,鼓励创新。作为行业主管部门,我局对电信企业的技术业务创新工作高度重视并积极引导,对企业的创新精神始终给予了大力保护和鼓励。鼓励电信运营商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进一步推动网络建设和改造升级,优化网络结构,提高网络性能,不断满足新业务发展对基础网络资源的需求。这也是企业坚持“蓝海战略”、着眼于异质竞争、拓展新的发展空间的需要。
  同时,我们推动基础电信运营商与增值电信企业之间的合作,推广合作共赢、优势互补的发展模式,进一步调动电信产业价值链条上各个环节的技术和业务创新积极性;鼓励基础电信运营商与增值电信企业携手研究和推出更多、更好的电信新技术和新业务,充分发挥电信网码号等电信资源有效配置对新技术新业务发展的促进和引导作用。在此基础上,我们还要求业务处室密切跟踪电信市场和技术的发展方向,允许企业利用电信新技术开展新业务的局部试验,研究掌握新业务的业务特征,总结商用试验经验,在规范的基础上促进新业务的市场培养和健康发展,充分发挥行业主管部门在新技术新业务的市场定位、发展时机、产业发展和竞争态势等方面的引导作用。
  另一方面,则要依法监管,保护用户权益。既要鼓励创新,又不能放松监管。坚持创新要有利于消费者、有利于理性竞争、有利于行业发展的原则,政府全力保护电信用户的合法权益。对影响市场秩序、影响发展环境的行为严格监管。

  古松:信息产业部近日在广州召开的新技术新业务管理座谈会我觉得很有前瞻性,就广东省来看,您认为应当怎样通过监管促进和规范新技术、新业务的健康发展?
  古伟中:广东省的特殊地位和我们的监管使命决定了我们对技术创新、业务创新会满腔热情地支持,这几年来我们也一直是这样做的。广东的电信企业在技术创新、业务创新方面有高度的自觉性,这也是被市场竞争逼出来的,企业知道不能再通过打恶性价格战竞争,只有靠新技术、新业务,坚持“蓝海战略”的思维,才能开拓自己新的发展空间,这一点大家已经形成共识。我觉得,广东的运营企业的创新还主要是技术上的创新、业务上的创新,而主要不是像制造业那样的原始创新。
  这几年我们的体会是,这些新技术、新业务的发展对我们现在的监管体制、监管思路有明显的冲击。我们现在的监管实际上是按照业务分类进行的,信息产业部一段时间会发一个分类目录,按照目录划分哪一种业务该怎么管。我们现在依照的是2003年的分类目录。
  现在我们已经有很多业务与2003年的分类目录不相适应了。这就是我们监管思路本身的问题,分类目录有它的好处,分门别类,管起来比较有效,但是它的缺点在于,在技术和业务不断创新的情况下,新出来一个技术或业务怎么鉴别,靠全国统一发分类目录是跟不上的,所以这对我们的监管是个挑战,我们这几年实际上已经在不断地迎接挑战了。
  我们有这样一个态度:对那些符合现行法规的,我们满腔热情地支持,甚至推波助澜,该给许可证马上给许可证,该协调支持的协调支持,这是第一种情况。广东这几年出了不少全国性的品牌,这跟我们监管上的思想解放、大力支持是有关系的。第二种情况,在探索过程中不好判断的技术和业务,我们允许它试验,但是同时跟部里积极请示汇报、研究对策。就像前两年广东省的“游子归家”业务,那种情况下,这业务是新的,我们目录上没有,怎么办?我们把它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先试验,不一棍子打死,然后再研究向部里反映,一起研究对策。第三种情况是那些符合技术发展潮流和方向的业务,但是与我们目前的监管法规是有冲突的,私自搞这类业务是违规的,那我们就不让它搞,但同时,因为这是技术发展的潮流,我们也不应该去阻拦它,我们积极向部里提出意见和建议,为这种技术和业务能够发展而努力创造条件。
  总的来说,我们满腔热情地支持创新,因为只有创新,市场才能繁荣,竞争才能更理性、有效,消费者才能有更多的选择和实惠,电信业也会发展得更快一点,才能真正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拟,但是在具体甄别的时候,我们会头脑冷静地处理这件事。
  我的理解是,监管有一个到位、越位和缺位的问题,要到位而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这里面有一个方法的问题,所以我认为相对于外资监管来说,对于新业务和新技术的监管挑战更大也更严峻。

谈入世挑战

  “应对入世挑战,首先就是要尽快出台《电信法》,推进依法行政。《电信法》的出台必将成为外资进入的‘定心丸’。”
  “入世的前五年开放是主题,今后一段时间规则将是焦点,因此,运营企业必须要熟悉规则、善用规则。”

  古松:外资的进入毫无疑问会为中国的通信市场带来新的活力,但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同时,也会对我们目前的通信监管带来一些冲击和一些新的挑战,在这方面,广东省可能会首当其冲,您认为将来你们可能会遇到的监管难题主要存在于哪些方面?
  古伟中:说到新的监管难题,我认为我们的监管工作正承受着来自各个方面的冲击。其一是国际惯例、国民待遇对现有监管体制和手段的冲击。目前我们监管的电信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几大运营企业虽然是上市的股份公司,但国有资产控股,其性质还是国有企业。因此,采用经济的、法律的、技术的、行政的手段在目前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随着外资的逐渐进入,市场竞争的深入,对电信监管依法行政和公平、公正性的要求会更高,现有的政监合一的监管体制和多种手段的管理模式将面临冲击。
  其二是融合性新业务对原有管理规则和管理模式的冲击。我国电信监管的分类管理和市场准入模式优点在于它比较符合我国法律和市场经济实际状况的需要,由于是事前监管,便于监管者严格管理市场、维护市场秩序。它的缺点在于由于对电信业务采取的是列举方式,随着网络融合的深入,新技术、新业务创新步伐加快,有些业务变得难以界定,从而在电信监管政策上会不断地出现“真空地带”,使监管者经常陷入被动局面。如果不及时研究、规范这些新业务,不加分析地一味否定可能会阻碍技术和业务的创新,听之任之则可能恶化市场竞争环境。这种“两难”境地考验着我们的监管智慧、监管能力。
  其三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与信息安全问题日益凸现。广东的互联网用户数全国第一,网民数也是第一,电子商务水平在全国也排在前列,到目前为止,我省已办理备案的互联网站达到25万多家,由此带来的管理问题非常严峻。外资的进入将改变基础运营企业原有单一国有产权的现状,使得电信监管机构对网络与信息安全的监管变得更为困难和复杂。今年我局在全国首开先河处罚了一个群发垃圾电子邮件的公司,在互联网业界影响很大。
  其四是消费者维权意识不断增强,对政府管理的水平提出挑战。监管要维护消费者权益,这个观念是明确的。但其权益的多元化、诉求的多样化以及消费者群体与电信企业间的利益冲突情况都与过去大不一样,我们应当引起足够的关注,否则“维护消费者权益”就很难落实。

  古松:加入WTO五年以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将席卷中国的各行各业,而中国通信市场的巨大市场规模,将会成为吸引外资的主要市场,您认为在这种新形势下,我们的通信市场监管应做好哪些准备?需要采取哪些应对措施?
  古伟中:几年来我们一直在做这方面的思考。我想主要有四个方面吧。
  第一,建立健全和不断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具体地说,就是尽快出台《电信法》,推进依法行政。《电信法》的出台必将成为外资进入的“定心丸”。外资对法律的要求将会使电信监管机构面临执法观念、执法力度等全方位的挑战。因此,监管机构必须不断强化依法监管的观念,不断推进依法行政。第二,加强监管能力建设。主要就是要加强监管机构制定政策和实施政策的能力。加强政策研究,增加制定政策的科学性和透明度,完善政策的执行机制。随着市场竞争程度的不断加深,相应地完善我们现有的监管模式。第三,不断创新监管手段,促进电信业和谐发展。电信业是技术密集且技术更新非常迅速的行业,也是新业务层出不穷的行业,必然要求监管机构不断创新监管手段,适应这个行业的变化。落后的管理方式将会抑制这个行业的发展。还有第四,就是要研究新情况新环境,切实加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

  古松: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您认为中国的运营企业应注意规避哪些风险?应如何保持整个通信行业的持续发展?
  古伟中:WTO的精神是开放和规则。如果前五年开放是主题,那么今后一段时间规则将是焦点。运营企业要和国际接轨,不能只局限于行业内部的惯性思维,要尽快熟悉规则、遵守规则、善用规则。
  企业要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必须苦练内功,抵御外资进入后的强大压力。另外,运营业和制造业、信息服务业(狭义的)应该加强合作,谋求共同发展,使以运营为核心的,上接制造业、下连信息服务业的电信产业链真正做大做强,为我国由电信大国向电信强国转变作出更大贡献!

〖题外话〗

  回想一下,在整个采访过程中,除了市场、监管、创新这些严肃的字眼,古伟中局长还谈到了“人”的问题。“以诚待人,与人为善”是古局长喜爱的座右铭,而他所欣赏的人物:美国的杰弗逊、林肯,中国的毛泽东,都是会用人、善用人的伟人。
  “我担任广东的通信管理局局长深感责任重大,而我的能耐不大嘛,但我想我最需要的能耐,是希望在我带领的团队中有能耐的能够充分发挥,大家在共事中共同长能耐。”古伟中的表达很直接,却透着知人善任的明智。谈到他所领导的班子和队伍时,古局长流露出满意和赞誉。
  2001年进入通信行业,即面对全行业入世的转变,古局长要做太多针对“人”的工作,几年里他拿出相当多的精力放在队伍建设方面,他也曾面对职工收入降低、军心动摇带来的困难,他是个中国特色的“小家庭”里的“家长”,要考虑人员稳定问题,要考虑经费问题,所以他还要给大家讲奉献精神。他说:“思想工作不是万能的,没有思想工作是万万不能的。”
  在这样的现状下,监管工作对每一个政府监管人员的要求还在不断提高,所以古局长在工作中长期强调,管局里的每一个人都要按照岗位职责来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
  古伟中局长提出的“山”字型知识体系在广东管局普遍被接受:三竖、一横组成一个“山”字,三竖是主要的业务知识,包括依法监管能力、法律知识和电信技术知识三方面;下面的一横是知识面和基础知识,包括政治理论、经济学、文学、哲学、历史等等。“总之,新型的电信监管人员不能孤陋寡闻”,古局长如是说。
  通信业是技术密集、知识密集、资金密集的行业,所以作为监管者,以上的知识必须要具备。“但这个‘山’字又因人而异,对于我来说,中间的一竖就是依法监管的能力,旁边的两竖是法律知识和电信技术知识,而对于我局的技术专家来说,中间的一竖可能就是电信技术知识了。”
  对于几年来的通信监管工作,古伟中用一句话作结,“事非经过不知难。”其中沉甸甸的寓意不是一两句话能说得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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